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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宗师的教化-周瑞金

2013-3-3 12:44| 发布者: twoee| 查看: 2712| 评论: 0|原作者: twoee

摘要: 南师怀瑾先生走了。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晚,即壬辰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之夜,太湖大学堂举行南师祭奠告别仪式。来自全国各地、港澳台、美欧等地的亲人、朋友、学生共二百多 ...http://www.fzfj.org/forum.php?mod=vi ...

南师怀瑾先生走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晚,即壬辰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之夜,太湖大学堂举行南师祭奠告别仪式。来自全国各地、港澳台、美欧等地的亲人、朋友、学生共二百多人,满怀崇敬、痛惜之情为南师送别。仪式上宣读了温家宝总理的唁电,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先生充满深情地发表了告别辞,南师儿子南一鹏代表亲属、周瑞金代表太湖大学堂老学生、李传洪和郭姮妟代表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致辞后,由中国佛学院副院长、教务长、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大和尚庄严行礼,举火,为南师荼毗。是时,明月当空,万里无云,青烟袅袅,全场静默,挥泪拜别……

告别仪式后,许多亲友学生铭感南师教化恩泽,心情难以平静,久久不愿离去。南师平日的音容笑貌、教化行止,又清晰地浮现在大家眼前。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过的“我们这一代人,是生于忧患,死于忧患”的话,言犹在耳……


生于忧患,死于忧患

南师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浙江乐清南宅殿后村。时逢军阀割据、丧权辱国的年代,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,便爆发了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“五四”爱国救亡运动。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,近八十年的时间里,中国屡遭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欺凌,从政治、经济到文化深受殖民之害。“五四”后,中国人民终于奋起抗争,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,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,实现了南北统一。

与此同时,一些留学美日欧归来的学者,以西学的观点张冠李戴地批判中国历史文化,提出打倒“孔家店”,有的还主张“全盘西化”,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。这场新文化运动对我国引进西方文明,推动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。但是,由于它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,甚至主张铲除中国历史文化之载体——汉字,引起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,包括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辜鸿铭等人的极力反对,认为那是自毁长城,切断民族文化命脉。然而,中国历史文化最终难免在“愚昧、封建、落后”的标签下,被批判扫荡,几近断灭,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亘古未有之变局。百年来的文风乃至大众思维,也由此一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温柔敦厚之风,一变而为尖酸刻薄、偏激极端。由此,整个二十世纪,西方来的各种思想在中国主流舞台上激荡纷呈。同时,困惑与求索,痛苦与不安,争论与争议,也从未停止过。人文文化的荒芜,造成了信仰危机、道德危机、灵魂危机、社会危机……

南师就成长在这个令人窒息、令人悲愤的忧患环境,亲眼目睹了国家和民族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,青年时代的他忧心如焚。抗日战争爆发,南师激于民族大义,投笔从戎,跃马西南,屯垦戍边,在川康云贵边境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,驰骋一方。他有一首诗反映了这段时期的万丈豪情:“东风骄日九州忧,一局残棋尚未收。云散澜沧江岭上,有人跃马拭吴钩!”后来,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各有图谋,南师审时度势,改变了人生方向,挂印而去。在办了一段时间报纸之后,他重返成都,在中央军校学习并担任武术教官与政治指导员。南师的老学生王启宗先生曾回忆道:“几乎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。记得那时正值日本军阀对我发动侵略,全国上下奋起抗战,一般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,纷纷投笔从戎,救亡图存。当时我也投身军旅,于役重庆,一日见报载:‘有一南姓青年,以甫弱冠之龄,壮志凌云,豪情万丈,不避蛮烟瘴雨之苦,跃马西南边陲,部勒戎卒,殚力垦殖,组训地方,以巩固国防。迄任务达成,遂悄然单骑返蜀,执教于中央军校。’”在中央军校期间,南师结识袁焕仙大居士而悟道,遂立志重续中国文化断层,并离开了军校。

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,人民迫切期待国家和平安定,想不到又要面对两党两军更大规模的内战,南师忧心忡忡。一九四七年,他回到温州乐清老家动员父母妻儿离开大陆,老父亲不为所动,反劝他赶快离开。于是,南师分别到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。后到上海,期间曾奔波于南京与杭州两地,搭救了亲近共产党而被列入国民党特务计划杀害名单的巨赞和尚。

一九四八年,南师曾自行到台湾考察。一九四九年二月底,他终于辞别不肯离乡的双亲和妻儿,断然只身自行赴台。开始,他栖身在基隆海滨一陋巷,看到“二二·八”事件冲击之后的台湾,加之一九四九年开始的两岸分治,社会动荡,人心惶惶。当时谋生困难,先与几位朋友办了一家“义利行”公司,从事琉球到舟山的货运,开始赚了一笔钱。但好景不长,总经理因贪多,没有听从他的嘱咐,导致三条机帆船被舟山国民党当局征用,损失价值一万根金条,血本无归。南师一生就此次做了一回生意,不想时局动荡害他一夜之间破产,一段时间靠典当过日子。但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,他仍洒脱超然,不为困境所拘,并且不忘接济邻居。在基隆期间,南师曾应詹阿仁先生等人请求,开讲了多次禅修课程。

不久,南师离开基隆迁往台北。鉴于胡适对虚云老和尚的攻讦,以及铃木大拙的禅学流向台湾,南师亲笔著作了《禅海蠡测》,并于一九五五年出版。六十年代初,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聘请南师为教授,接着辅仁大学也邀请南师教哲学、易经。南师讲课厚积薄发,通俗生动,大受学生欢迎。“南怀瑾”三个字不胫而走,请他讲课的学校和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。

一九七零年代,南师先后创办东西精华协会,创办《人文世界》及《知见》等杂志,成立老古文化事业公司,出版《论语别裁》等著作。一九八零年,南师受洗尘法师邀请,主持十方丛林书院教学。南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,一步步有了更大的平台,传道授业扩大到更广的范围,走出学校,走向社会,桃李满园,影响朝野,进入《周易》所说的“举而措之天下之民”的阶段。南师在台弘扬文化期间,不仅忘我地投入全部精神与财力,且不惜举债办教育,乃至为培养人才,还供养部分出家在家的穷学生学习。来听南师课的人中,出家在家、三教九流、中外学生,从平民到军政要员,南师一视同仁,有教无类。

然而,当南师文化事业顺利展开之际,政治风云突变,因平日来听课的高官重臣众多,南师被视为“新政学系领袖”。一九八五年,年近古稀的他,离开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宝岛,移址美国,避开了台湾的复杂环境和人事纠纷。南师有诗记之:“不是乘风归去也,只缘避迹出乡邦。江山故国情无限,始信尼山输楚狂。”

在美三年,南师不仅考察了美国,也考察了欧洲,同时加强了与大陆亲朋的联系。他既了解大陆历经“大跃进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带来的重大苦难,也了解实施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的困局与新貌。他不计政权交替之际老父亲被判无期徒刑瘐死监狱的宿怨,于一九八七年特派他的常随弟子宏忍尼法师回国内考察宗教、寺庙、僧尼情况,又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的弟子李博士,先带世界银行项目回大陆帮助经济建设,后留上海投资办企业,以在大陆传播先进经营理念、方式和传统文化。一九八八年,南师毅然决定回师香港。在香港十五年期间,他讲学不辍,随缘度化的同时,曾受有关方面再三敦请,协调了两岸信使的秘密谈判,应邀投资建设金温铁路,动员了更多弟子学生到大陆投资办企业,传播他提出的“共产主义理想、社会主义福利、资本主义经营、中华文化精神”的理念。一九三三年,他到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了著名的“南禅七日”活动。他还推动一批又一批人回内地办学校,注重在贫穷落后偏僻地区,推广“中英算”儿童经典诵读活动,大量资助内地大学、研究机构、文化部门培养人才,等等。二○○○年,年届八十三岁的南师力排众议,作出回内地弘扬传统文化的果断决定,选址苏州吴江七都庙港,筹建太湖大学堂。二○○三年,他到义乌双林律苑举办了禅七。二○○四年以后,南师大部分时间停留在上海,指挥太湖大学堂建设,期间仍讲学不辍。二○○六年,费时六年的太湖大学堂顺利落成启用。八十九岁的南师,从此长期在太湖大学堂弘扬文化,直至仙逝。

参加过大学堂建设,后来一直跟随南师身边的马宏达先生,讲述了自己一段亲身经历说:太湖大学堂是南师一手筹划、推动,从动意、设计、建设到开课、维系,都是他老人家一马当先,勇往直前,大家不过在后面跟着而已。从建筑设计到装潢设计,中外设计师的多个方案不能令他满意,他就让人买积木来自己动手搭建筑模型,最终由建筑师去画图落实,直到满意为止。从整体宏观风格,到内装潢,几乎每一个细节,包括房间桌椅如何摆放,挂什么字画,直至大学堂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,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,无不体现了他融合东西方精华文化的理念。

马宏达满怀感情地说:大学堂开办六年来,仅每天“人民公社”式的晚饭,耄耋之年的南师常常要应酬有缘来访的客人,这些客人三教九流都有,并非传言所说的“非富即贵”。南师有教无类,有缘能来见面的,他都慈悲平等相待,谈笑风生,希望人家不空来一回,希望对人家有启发、有帮助。说是吃晚饭,其实他都在照顾客人,答复客人的问题,寓教育于谈话中。南师以自己的身教言传,影响着有缘见面的人,借以影响群伦,影响社会。晚饭后,南师一般都会上课,期间也常常答复学人报告。送走客人后,处理内部外部事务,常常到凌晨。从午后到凌晨,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,南师几乎马不停蹄,应对各种事务,却宁定空灵,简洁明了,干脆利落。偶尔有空就定一下,很快恢复精神。南师数十年如一日,没有休假,不肯空过一天,没有享清闲。以我们年青人的体力,还远跟不上他这么大的工作量。他所作的一切,无不围绕着“教化”这条主线。你说他为名吗?他年轻时即已成名,后来逃名还逃不掉,也从不宣传自己或自己的书。人家给他跪下磕头,他同时跪下磕头还礼。你说他为利吗?他这些年讲课什么时候收过讲课费?都是财与法双手布施。他也极难接受供养,人家供养红包,他把空的红包留下,连说“收到了,收到了”,钱却马上换个红包当场供养回去。他说劝人布施如钝刀割肉,没见过有人布施了以后“三轮体空”的,大家都是以做生意的动机来供养,所求的更多。你说他为政治资本吗?他的确不是一般的清高,真的没把任何势力放在眼里,当然也包括了官与财,常常见他跟这类客人讲话直言不讳毫不客气。他对人是应机设教,有教无类,一视同仁。这么大的年纪,那样的只争朝夕,传道解惑,呕心沥血。古今中外,试问有谁见过或听过这样的长者、导师?这些给人说起,没有人会相信的。

南师说“生于忧患”大家比较容易理解,为什么说“死于忧患”呢?对这个问题,四十多年来,为南师整理了二十四种讲记的刘雨虹老师(已九十二岁高龄)回答说:南师是大视野、大境界、大智慧的人。他以综观世界的眼光洞察到,近现代以来,西方从大规模全方位的殖民运动开始,到两次世界大战,到现代多领域的霸权主义行径,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和种族因素,造成深刻的裂隙与冲突,将世界卷入强权胜公理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,将人类引入越来越深的危险境地。南师从上世纪一九六九年访问日本回来,就为此深深忧虑,不仅为处于如此世界环境中的中国而深深忧虑,更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深深忧虑。

八十年代中期,南师判断此后中华民族有二百年好运。但与此同时,他仍然深怀这种忧患意识。数十年以来,他从成立东西精华协会,到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,都鉴于这样的远见,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,不断为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呼号、奔波、奉献。可是,环顾当今世界和社会,国际政治道德被强权胜公理所取代,和平民主被霸权威胁所替代,人类的文明与道义被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。人们为追逐物质财富而奔忙,为积攒金钱而迷失心灵,人的价值观、道德观衰变,各种欲望不断膨胀,人文精神愈发失落,人与人关系疏离,人与自然疏离,人与自我疏离,善良人性被逐渐窒息。在越来越多的欲望刺激中、越来越多的工具依赖和商品依赖中,人们自身的能力越来越脆弱;在越来越多的事务纠缠中、越来越快的变化中,人们越来越无奈,越来越被空虚、焦虑、烦躁、寂寞、孤独和绝望所煎熬,越来越诉诸于怨天尤人。对此,南师的忧患不仅没有减轻,甚至还在一步步加深。他有一首诗:“忧患千千结,山河寸寸心。谋身与谋国,谁解此中情;忧患千千结,慈悲片片云。空王观自在,相对不眠人。”另外,在他的《狂言十二辞》结尾有两句:“书空咄咄悲人我,弭劫无方唤奈何!”都表达了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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